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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嘉和書院 Ren Academy

勿忘勿助养良心,和似春风涵养功

 
 
 

日志

 
 

浙江高校的人文社科再造计划(崇仁书院2010年编)  

2010-11-10 09:48: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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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浙江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不约而同地改革人文学科现有的学术评估制度。这,并非巧合。

  浙大设立文科资深教授岗位,明确资深教授的校内待遇参照两院院士执行;杭师大实行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和知名同行评议制度,试图破解长期以来人文学科量化考核带来的困境。

  殊途同归——目的都是重新振兴人文学科,用“柔性管理”来撬动人文学科的创造力。

  人文学科的研究和品评有其特有的规律,这在科学研究领域素有公论。人文学科是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的,其人才除了必须具备比较宽广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外,还必须对人生和社会有比较深刻的观察、体验和思考。

  在人文学科评价制度中,从理工科的评估标准里照搬来的量化考核指标一直被人诟病:近三年或五年承担了什么样的科研课题,有多少科研经费,在规定的刊物上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了什么奖励……这些实用、功利的评价标准一定程度上给人文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危机。

  作为科学建制的人文学科,在发展中需要遵循一定的职业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要求,但过度追求规范,势必会以牺牲大师、妨碍人文学科精品的诞生为代价。曾经有人把西南联大一位著名文学教授的科研成果填入现在通行的考核表格中,发现只能被评为“中等偏下”。

  人文学科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本质上研究的是一个价值世界。对人文学科而言,“创新”远远胜于 “规范”。“创新”需要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宽容的社会氛围,而现有的人文学科评估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僵硬的、单一的价值尺度,而不是灵活的、成长的价值框架,无法诞生学术自由的宽松土壤。

  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的发展积累性比较强,知识更新的速度比较慢,“创新”的研究成果容易引起争议,难以很快得到公认形成定论,需要较长时间的考验。在考评体系中,更需要人们防止短期行为,切忌急功近利。

  如何营造人文学科最佳的生态环境?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方式来评价人文学科学者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贡献:既能保持大师的生长土壤,又能以一定的标准来规范学科共同体的大多数;既不忽视创新思想家的创造力,又能重视专家系统的规范成果。

  还人文学科宽松的土壤,未来的大师可能就会在此诞生。 

        作者:王婷 来源:浙江日报

 

近几个月来,在浙江大学这所人们印象中以理工科见长的国内著名综合性大学,“文科”二字的曝光率和关注度,显得格外高涨。
  7月12日,“浙江大学2010年文科大会”隆重举行。这是四校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以来,第二次举办以“文科”为名的全校大会。距离首次文科大会,已有七年时间。此次大会上,“再创浙大文科辉煌”成为深入探讨的命题。
  筹划四年之久的“浙大百年文科名家展”,也于7月初在该校紫金港校区揭幕,集中展示了浙大文科发展各个历史时期53位已故名家大师的生平贡献等。专门为文科名家办展、发掘文科发展的历史底蕴,在该校也属首次。
  此前,“2010浙江大学文科学术活动月”从5月中旬持续到6月底,集中推出“浙大东方论坛”学术讲座、青年学者论坛、院长论坛等20余场系列学术活动,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教育、管理、经济、法律等人文社会学科领域。
  要真正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就不能没有高水平的人文社会学科。这样的共识正在浙江大学上上下下达成。在“211”、“985”工程中,浙江大学已考虑到文科发展的特殊性,在经费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2003年以来,浙江大学文科科研经费年均增长10%以上,2009年达到1.226 亿元。
  下一步,如何在遵从文科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革新文科学术评价制度、强化人才培养和引进、加大资源配置和投入力度,以进一步推进人文社会学科繁荣发展,都亟待破题、引向深入。
  设立“文科资深教授”,待遇参照两院院士
  “浙江大学2010年文科大会”上,传来该校将设立“文科资深教授”岗位的消息,格外引人关注。在浙江大学的设想中,“资深教授”相当于该校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最高学术称号,今后“资深教授”的校内待遇将参照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执行。
  设立“文科资深教授”,是浙江大学加强文科人才建设的多项举措之一。
  历史上,浙江大学文科名家星汉灿烂。像国学大师马一浮,1938年至1939年在西迁的浙江大学任教讲学,“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 的浙江大学校歌歌词,就出自他的手笔;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1949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曾在浙江大学或其前身任教的近现代文科名家大师名单中,包括沈尹默、马叙伦、梅光迪、陈望道、丰子恺、沙孟海等等沉甸甸的名字;在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大家姜亮夫以及蒋礼鸿、郭在贻等著名学者苦心经营下,敦煌学、汉语史研究成为浙江大学乃至浙江省的传统优势人文学科,在海内外学术界影响举足轻重。
  如今,推动人文社会学科繁荣发展,首先需要多层次、高水平的人才队伍,提升文科教学科研能力和国内外影响力,并培养、引进新时代的人文大家。
  根据该校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强文科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学校还将设立“文科教师国际化发展专项基金”,支持人文学科选派青年教师赴本学科全球前列的高校访学、进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加大力度引导和支持文科教师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知名出版机构发表论文和著作,并逐步与教师职称评聘挂钩。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强大文科不可缺失
  “没有一流的人文社会学科,就不可能有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也担任着学校文科发展领导小组组长。他说,建设一流的人文社会学科,是浙江大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表示,四校合并后,浙江大学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到综合型大学的办学架构,他也坦承,“人文社会学科得到更多发展机遇,文科发展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但是与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相比,与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给予人们的对文科发展的期望相比,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与校内诸门类学科发展情况相比也有一些落差”。
  杨卫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一直是大学最基础的学科领域,是传承文明、传播文化、引领思想最重要的力量。作为综合性大学,尤其要倡导学科的包容性,无论是加强学校文化建设,还是推进学校事业发展,人文社会学科都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独特的作用。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不久前在浙江大学“文科学术活动月”讲座上说,清华和浙大学校类型和特点都很相似,也经历了对文科地位、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尽管大家都在说文科和理科同等重要,但是实际上文科的地位在现实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实现同等,文科在国家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真正得到全面落实。”谢维和认为,作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文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是不行的。文科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需要。
  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也曾表示:“一所大学如果不能在各个重要的学科领域都竭尽全力,包括对于探究人文价值,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等多种社会形态以及人类传统、文化和世界观起核心作用的人文学科领域,它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所杰出的大学”。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一位教授说,人文学科对于学校发展的意义,一方面可以推进素质教育,大部分的素质培养均与人文学有关;另一方面在于推进办学国际化,文科的传统优势学科具有国际影响力,能够成为吸引和培养国际留学生的重要基地,提升学校国际知名度,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鼓励“甘坐冷板凳”,期待“十年磨一剑”
  尊重文科、发展文科、繁荣文科,在浙江大学已达成共识。而如何给予文科符合其“个性”要求的特殊支持政策、柔性管理制度、科学评价体系,既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要求,又有富于弹性的自由发展空间,浙江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各学部、学院正在探索形成具体方案。
  有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师提出,繁荣发展文科,学校应给予基础研究更大的开放研究空间和更多的经费投入支持;同时,充分尊重学术规律,对文科科研管理努力做到“总体引导”和“个体服务”相结合。
  其中,对文科学术评价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是学校领导、学院管理层、文科教师都关注的焦点。
  以往,有观点认为文科太“虚”、主观性强,难以评价。不少院校往往按照理工科的标准去评价文科,文科评价更多地依托类似自然科学的一套量化指标,像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出版专著的数量,承担研究项目的级别和数量等。这类量化考核评价办法,与人文社会学科的“个性”并不相符,也带来一些人文社科研究只求著作数量不求质量的问题。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分析说,学术评价是影响文科地位和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一定要在文科的评价上尊重文科规律,给文科一些自主权。文科出成果,并不是越快越好,不是产出越多成果就越好。对于文科,不要过分重视量,量也要有高质量、高水平的量。
  在理工科背景的浙江大学校长杨卫看来,下一步探索完善文科评价体系,就是要对那些潜心学术研究、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教师,给予特别的支持,鼓励他们的自由探索和个性化研究,使他们能够“甘坐冷板凳”,奉献“十年磨一剑”式的高水平创新成果。
  近几年来,浙江大学一直在探索人才分类管理、柔性管理,避免“一刀切”的弊端。据悉,浙江大学目前正酝酿推进教师岗位分类管理,鼓励和推动有条件的学部、学院创新考评体系,目的就是根据不同学科特点设计更为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不但要注重文科的特点,还要关注文科内部不同学科、不同岗位、不同群体的特点,设计出真正符合文科学科规律的评价体系,逐渐解决人才引进、考核和职称评定等难题。像“文科代表作制度”,已在一些基础学科试行;符合文科特点的 “高端同行评审机制”,也在完善之中;在学术评估中,充分发挥学部、学院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权力机构的主体作用。
  无独有偶,与浙江大学地处同城的杭州师范大学,今年7月也出台了经多方调研、反复酝酿的“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核心就是构建不惟数字论的人文社科评价新体系。杭州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崔鹏飞说,今后,对高端人才,将打破按年考核的常规学术评价和考核标准,根据其学术影响,实行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和知名同行评议制度;为“奇才、偏才”设置“人文社会科学特聘教授”岗位,“特聘教授”不再需要通过传统的论文著作等量化来评定,而改由学院负责人等直接提名。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表示,此举旨在从学校内部或海内外招募一批不论身份、不论前期成果、潜心于研究的人才,让他们不受常规的论文、课题、科研经费等考核指标限制,在真正“学术自由”的境界里耕耘。
  此外,如何在加大资源配置和投入力度等方面,给予文科更多个性化的支撑与服务,也正在浙江大学深入探索。

 

宁波大学是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系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和奋力拼搏,现已发展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具有较高办学层次的综合性大学。2007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学校由此跨入教学研究型大学的门槛。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繁荣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宁波大学近几年来积极实施人文社科研究繁荣计划,使学校的人文社科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的发展。

  为推动学校人文社科发展,2007年学校设立了人文社科处,人文社科类科研管理机构从原科研处中单列出来,在项目管理、成果管理以及重大课题研究的组织等方面更加注重于人文社科发展的特点。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人文社科研究的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3月,学校组织召开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全面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间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进一步繁荣发展人文社科研究的思考与对策。同时,学校正式启动了“宁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繁荣计划”,出台了《人文社会科学预研究项目实施办法》、《人文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实施办法》、《精品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办法》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树立以质量为导向的人文社科管理理念,以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学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繁荣计划”的引领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稳步上升,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与重点项目共达到11项,学校还获得了教育部哲学人文社科奖3项,同年人文社科类的横向科研经费超过1000万元。经过十多年的学术积淀与精心打造,学校已在国际贸易、民商法学、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外国语言文学、专门史、心理学、体育经济与体育产业等领域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研究特色。目前,学校建有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个,省部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个,省级人文社科类创新团队2个,宁波市人文社科研究基地4个,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建研究中心5个。学校还通过“包玉刚讲座教授”、“甬江学者”等途径大力引进学科领军人物,着力搭建“领军人物—研究骨干—青年博士”三位一体的学科梯队和学科广泛交叉、深度融合的研究团队,形成科研攻关的合力,将人文社科学科的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推上更高平台。

  作为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宁波大学注重于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研究项目紧紧围绕地方社会经济需求进行课题设计与研究,一些研究成果获得国家领导人的批阅,一些研究成果申报获准国家级课题与奖项,一些研究成果在社会经济领域得到推广应用。依托该校的省级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研究中心”开展的“浙江省绿色港航关键问题与实现途径研究”,提出了推进绿色港航发展应当实现“港口管理绿色化、港口产业绿色化和港口环境绿色化”的政策建议与绿色指标评价体系,获得了省委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国家软科学研究成果《提高模具产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研究》、《民营企业准入自然垄断产业政策与社会系统研究》在针对宁波乃至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与产业升级转型中出现的现象与问题进行深度研究,研究成果均入选科技部编发的《软科学要报》,供中央领导作为决策参考资料。围绕打造“海上浙江”战略,学校接受宁波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委托进行了“宁波杭州湾新区发展战略与体制机制研究”,由学校十余位资深教授承担,得到了宁波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学校还十分重视人文社科工作的学术交流、普及与宣传。2009年专门成立校社科联合会,校社科联充分发挥社科联组织、协调、联络和服务的功能,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人文社会科学和社科联工作的创新之路,整合资源,凝炼团队,为学校人文社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学校还开设了“人文社科名家讲坛”,作为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载体,邀请国内外资深专家进行讲学与交流,引领学术前沿动态,2年来已开讲20多讲。学校还积极参与宁波市教育局开展“人文社科百家讲坛”,进行广泛的学术普及与宣传。

甄跃 郑曙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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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嵩绘   
           
  
   日前,华中师范大学两位原本无缘参评二级教授的教师,经过校学术委员会评议推荐,顺利通过校职称聘任委员会评审,进入公示阶段。这一“破格”之举,得益于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的革新。
           
  6月30日,该校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23名成员中,除了1名分管学术工作的副校长,书记、校长等校领导全部退出,语言学家、普通教授邢福义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此前,学术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任,近1/4的成员是校领导。
           
  “领导太多,难免会把行政思维带进来”
           
  高校学术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任,且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为校领导,这是国内高校目前的普遍做法。华中师大上一届学术委员会20多个成员之中,就有5个校领导,其余还有不少是院系领导。
           
  “平心而论,校领导大多能以公心对待学术问题。但校领导太多,难免会把行政思维带进来。”邢福义教授此前也是学术委员会成员。据他介绍,学术有自身发展规律,与“行政操作”经常产生矛盾,这种现象在很多高校普遍存在。
           
  以评职称为例,邢福义说,有的学校规定,近5年须在指定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这是典型的急功近利!学术研究是一辈子的事情,为何作出如此机械的规定呢?”
           
  华中师大校长马敏是知名历史学者,他解释说,目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行政化倾向,推行这项改革,希望探索一条路径,寻找一个突破口。“作为校长,我主动辞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提议由纯粹的资深学者担任,意在让行政权力与学术适度分离,使学术活动在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进行,这符合学术的本性。”
           
  学术委员会的“平民气息”更加浓厚
           
  6月30日,华中师大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引人瞩目的是,校长并未“按照惯例”担任主任,而由邢福义担任主任。除分管学术工作的副校长杨宗凯外,几位校领导全部退出学术委员会。成员构成的“平民气息”更加浓厚,李工宝等5位没有任何党政头衔的学者跻身其中。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曾菊新继续担任委员,2008年他已卸任院长,按照惯例,新任院长将接替他进入学术委员会,但这次打破了惯例。来自经济管理学院的曹阳教授也是如此连任。
           
  “成员大换血,应该发挥新作用。”不少老师对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期许颇多。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学术评价、学术咨询和学术鉴定。抛开暑假两个月,学术委员会实际运行才两个多月,已初露“锋芒”。成立仪式之后,邢福义主持第一次工作会议,对该校二级教授的聘任条件进行审议并票决,新增一项条件,调整两项条件,形成学校新规。曾菊新说,过去最终决定权在校党政联席会或校长办公会等,学术委员会大多只能提议,而且有时提了也白提。
           
  9月13日,学术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有关部门在审核二级教授申报资质时,发现6位教授不符合规定条件,没有参评资格。但很多人认为,这些教授的实际学术水平很高。
           
  学校将难题交给了学术委员会。
           
  经过外围考察、现场答辩,学术委员会决定跨过“行政操作”的门槛,推荐刘华山和周代翠参评。邢福义教授介绍说,根据平时表现,这6位教授都很优秀,但由于不符合某些条条框框,过不了“行政操作”的门槛。“刘和周两位教授本来要淘汰,后来获得参评资格,首项条件就是:校学术委员会推荐。”最终,经校职称聘任委员会评审,两位教授均高票通过。邢福义说:“这说明学术委员会是认真的、负责的,我们推荐的人选得到了上下的认可,赢得更多普通教师的支持。”
           
  该校党委书记丁烈云也坦陈,学术委员会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人员构成的改革,就是为了避免提议权和决策权都握在部分领导手里。
           
  “我们离改革目标还有十万八千里”
           
  对华中师大的破冰之举,素来主张推行教育改革的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认为:这是对教授权利的尊重,有利于大学回归学术本体,值得称道。
           
  “既然上下信任,我们就要秉持学术良心,担负起知识分子的道义。”邢福义说,“如果学术委员会的决定与个别校领导意见不一,我们也要坚持。我们不能成为摆设,或者校领导意志合法化的工具。”同时,邢福义也担忧,在现有体制下,校领导的态度关系着改革的初期进展和最后成败,如果换了对官位有所追求的人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就可能出现其他情况。
           
  “学术良心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科学合理的配套制度,一项改革不能只靠领导重视,或推行者的个人魅力。”曾菊新直言不讳,他希望学校出台措施,“软硬配套”,让学术委员会“能说话、敢说话、不白说”。据了解,该校学术委员会新的运作机制正在酝酿之中。
           
  此前,武汉一所知名高校也有过类似尝试,但迫于各种压力,无疾而终。华中师大一位副教授说: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行政与学术的不同功能,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分离。校领导不仅要身退,更要“心退”,当然也不能对学术问题漠不关心。“其效果要边走边看,希望不是作秀。”
           
  校长马敏很冷静,在他看来,坚冰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打破,这项改革只是局部突破,目前刚开头,也不够彻底。而且,改革不宜单边突击,需要有步骤地系统化推进。“不客气地说,我们离改革的预期目标还有十万八千里。”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尊重教育的自身规律,建立现代大学运行机制,构建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监督权力相互制约又协调运行的格局。
           
  “让大学拥有更多独立自主的办学权,改变垂直化、指令性、数量考核的政府化甚至公司化的管理模式。让大学回归育人的本位,重拾融洽的师生关系,把一切官气、俗气、暮气、痞气和学阀气等歪风邪气抛出大学校园。”
           
  不可否认,有的人既擅长管理,又精通业务,但更多的或许是,一肩多职后的分身乏术;不可否认,行政领导的“加盟”,能体现对学术的重视,但也容易导致行政权力溢出边界。华中师大“一刀切”,正是一种纠偏,值得肯定。它也与前不久本版报道的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新之举,遥相呼应。
           
  更准确地说,学术与行政适度分离,本质上不是不要管理,而是去除“官僚气”、“衙门化”,防止行政权力“潜移默化”地侵蚀学术肌体。如果教授们都急着去当官,学生们都忙着去竞选,自然会与大学精神相背离。
           
  华中师大的这次举动只是高校改革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不少高校在积极试点各种改革,比如打破教授终身制,等等,每一次改革的尝试,都会触动无数人的神经,引起大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反思和期待。回归大学精神与学术本体的大学改革,日益成为一种呼声。对此,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张志峰 来源:人民日报

 

      高闰青 来源:光明日报

人类的生存需要一个充裕的物质世界,更需要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人是一个精神的存在,“惟有精神能够导向此在的完善并于此在的适应性与创造性之间维系平衡”。人类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追求和丰富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精神作为人类灵魂的家园和人类心灵的港湾,对社会和历史具有能动性作用。
  
  人文精神为教育奠基
  
  人文精神是一个古老而永久的话题,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精神,它所关注的是人的价值世界,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由于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和探索,正确的人文精神的塑造和养育,能够使人类很好地处理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物质享受与精神提升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新的社会和教育背景下,更好地使人类在利用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同时而又能恰当地防止它的负面影响,抵御科学技术给人类造成的不安和异化。从人文的维度来说,教育主要是接受知识,开启智慧,点化或润泽生命。
  
  教育须承诺知识的接受和智慧的开启,教育也须承诺身心的训育和人生境界的润泽与点化。境界涉及真、善、美、圣等人生价值的甄别与确认,所谓知识、智慧、身心健康只是从这里才可能获得相当的价值自觉。为此,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就要注意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正确的人文精神的养育,培养他们的价值理性;引导他们以哲学的睿智重新审视现代技术的价值观,使现代技术纳入人类和谐持续生存发展的价值体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形成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对终极信仰的追求,使他们学会过现代文明生活。
  
  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人的灵魂的教育”越过了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恢复到教育作为精神陶冶的本质。“教育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创建学校的目的,是将历史上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下生气勃勃的精神,并通过这一精神引导所有学生掌握知识和技术”,“我们要想振兴,就必须让教育的内涵超越实用的技术教育和宗教限制”。虽然教育离不开知识,但真正的教育是用知识来充盈于人、服务于人、启迪人心,而决非把人变成某种知识的工具。教育离不开必要的技术技能训练,但训练是为了涵养人的整体智慧,而不是把人当做训练的机器,使训练成为与人的心灵隔离的异己的活动。尽管知识技能的传授不可缺少,但真正的教育必须超越于此,而上升到培育人的精神、安顿人的心灵的高度,以接近教育的本质。因此说,做人只有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只有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人是有思想、有认知、有意志的高级动物,而人的知识、情感和意志并不是书本知识能够给予的,也不是从考试的卷子上能感悟到的,更不是由分数来决定的,需要对人文课程的学习与领会,需要对知识的“体察涵泳”方能汲取其中的人文意蕴,获得人文素养,塑造人文精神。
  
  塑造人文精神要贴近心灵
  
  这就要求各个学科的课程体系的建立应符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培养相结合的要求,在重视科学知识传授的同时,也重视人文知识的灌输,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相互融合,重视各学科的交叉渗透;还要在各科教学中进行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实际操作。教师应善于挖掘各学科中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塑造与培养的知识和因素,采取合适的方式加以拓展,尤其要抓住人文学科课程最能体现人文精神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塑造与培养人文精神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与伟大的心灵进行交流,用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陶冶学生,使人与精神文化融合统一,即通过文化来阐释人,通过人去界定文化,这样,在教育视野中的人是整体的人,教育则是“文化过程”,它不仅能帮助人汲取文化价值,也能塑造多维的、有深刻内心体验的人。人文精神蕴含于文化之中,学习主体难以直接把握,需要通过富有文化品位的教育和大量文化知识的积累、文化素质的提高才能实现,需要主体持之以恒地学习和感悟人类的文化遗产,积极捕捉和把握其中的文化要素,对一定的文化要义切己体察。施特劳斯曾反复说明:“今人已无法与古人直接交谈,因而不可能通过聆听循循善诱的言说来接受他们的教诲和点拨;同时,人们也不知道,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是否还能产生他所说的‘最伟大的心灵’,即使能产生,又有几人能幸运地与他们在课堂上或在现实中相遇?好在‘最伟大的心灵’的言说是向今人敞开的,人们可以、也只能与那些心灵在其智慧的结晶——‘伟大的书’中相遇。”
  
  这些伟大的心灵来自于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人类在自己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发展了辉煌的文明。人类自身正是不断地从这些文化、文明的成果中汲取营养来丰富和完善自己。雅斯贝尔斯也非常重视青少年对人类文明、文化成果的学习和掌握,把它看作是人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标志。他说:“我们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我们怀有一颗崇敬之心,并且让精神的内涵充斥于我们的想象力、思想以及活力的空间。精神内涵通过诗歌和艺术作品所特有的把握方式,进入人的心灵之中。……透过古代那种纯朴而深邃的伟大,我们似乎达到了人生的一个新境界,体验到人类的高贵以及获得做人的标准。谁要是不知古希腊罗马,谁就仍停留在蒙昧、野蛮中。”因此,我们应当教育学生加强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学习,提倡学生从小读名著、听名曲、赏名画,不仅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构建他们的精神世界。肖川教授在他的《教育与文化》中说:“如果一个正在建构自己精神世界的人,不曾读过动人心弦、激荡心潮的书,不曾有自己百读不厌的优秀书籍,不曾为人类的智慧惊叹不已,不曾从书籍那里广泛地吸取人类智慧和精神力量,不曾从书籍中得到一种雄浑博大的崇高气质的感染,那么,他就没有受到地地道道的、货真价实的教育,难以想象会得到智力的和精神的充分和谐的发展,会有充实、丰富、纯洁的内心世界。”同样,如果一个人没有从教育中获得对奇妙、神奇、伟大的世界的惊叹,没有从数学、音乐、建筑、自然中发现美,没有享受到探索过程的乐趣和获得劳动结果时的欣喜,没有被动人的作品感动过,那他就不能说是受到了好的教育。
  
  文化传统丰满着人文精神
  
  当然,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包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塑造和培养人文精神离不开一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任何人文精神,都只能是在一定民族文化传统下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是以人生为主题,以伦理为本位,以儒家学说为主线,充满着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民族文化传统主要包括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文学艺术、传统美德,它们是构成人文精神的重要文化和历史基础。它们以良好的人文氛围的培养为价值取向,含有丰富的人文要素,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够使学生在学习和了解民族历史及文化的过程中,获得良好的人文精神陶冶。民族历史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实质上是人们倾注了无限的精神期盼的奋斗不息的过程,是进行相关教育、塑造人文精神的绝好材料。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历史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因素。它让我们熟悉自己的过去、熟悉民族和人类的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所作所为。”尤其对中小学的学生来说,他们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学习,直接关系到人类文化的发展与丰富,如果由于短视的功利而影响甚至剥夺了他们对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学习,那么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甚至人类的发展,将会出现历史的倒退。因此,我们应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以及自身实践,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形成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修养,从而使学生的人格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度成为社会焦点人物的高考生孙见坤,赶赴山西大学报到后,经专家小组面试,现已从法学院调剂到了以文史哲大类教育为主的初民学院试验班。
  
  孙见坤,在今年复旦大学自主招生中,其突出的国学素养被多名教授看好,并力荐复旦破格招取。但终因高考分数不足,陕西省招办不予提档,最终投档至山西大学法学院。
  
  孙见坤的遭遇引发了诸多争议。近年来,有类似遭遇的学生不少。随着自主招生改革的深入,大学该如何培养偏才,偏才怎样成才,也进入社会视野。
  
  偏才的“非典型大学生活” “转型”成为主要任务
  
  蒋方舟,知名少年作家。2008年,清华大学降60分将她录取到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为一名大三学生,“作家蒋方舟”经常还以名人身份参加快乐男声、电影首映式等各类社会活动。
  
  但蒋方舟坚持认为自己和别人的大学生活“没什么不同”。“很多老师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知道的,顶多点名时喊一句‘那个湖北籍的美少女作家来了没有’,戏谑一下。”对这种状况,蒋方舟比较满意。
  
  虽然文学才华突出,蒋方舟也得和其他同学一样,面对高数、物理等理科基础课。对这些课程,她有些吃力,但并不排斥,她说,自己的梦想是跳出“文艺圈”,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大学4年,是弥补知识结构的转型期。
  
  相比蒋方舟的“平淡待遇”,同是文学偏才的周海洋则感受到了一些“明星光环”。2009年,周海洋以一篇《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的高考满分作文一鸣惊人,尽管高考总分只有300多分,他最终还是被三峡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正常补录,在本科插班就读。
  
  这个大男孩进校之日就与众不同。学校发给周海洋两万元奖学金,还安排另外3个爱好古文的同学同住一间寝室,并时常安排他出席社会活动。不过,周海洋自己倒很注意低调。其实,除了古文外,周海洋也对自然科学、计算机知识有浓厚的兴趣。
  
  他的老师、吴卫华教授说他“在古体诗词创作上有一定天赋”,但“对于文学来说,思想深度、思维方式和思想品质更重要”。他说,周海洋还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才能走得更远。
  
  一视同仁还是特殊培养? 偏才和学校应“良性互动”
  
  对偏才的培养,大学各有不同。
  
  三峡大学对周海洋实施了“特殊政策”:学校专门成立导师组,为他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每个阶段,安排一名老师与他面对面交流,一对一指导。推行这种方法的还有四川大学,学校规定对“特殊兴趣和特殊专长学生”可优先录取,并设立培养专项基金,配备专门导师,用非传统的方式来培养和考核。
  
  也有许多学校不同意上述做法。有高校教师认为,如果学校针对单个学生设计培养方案,培养成本实在太高,“不能以偏才的名义破坏教育公平”。
  
  北京大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对每年通过自主招生、高考降分、竞赛等渠道招录的偏才实施 “冷处理”。“所谓‘偏才’,只是具备某方面特长或表现出某方面潜力的普通学生,还称不上是‘人才’。”北大教务部一名负责人表示,北大所有课程和学业安排都按正常教学计划进行,“大学本身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空间和平台。”
  
  武汉大学的做法是第三种类型:不给单个学生量身定制教育方案,但会给这些学生创造较好的专才发展空间。在新闻学院谢雅维老师看来,“偏才和学校的关系应良性互动。学校把他们招进来要用心培养,学生也应珍惜大学资源和平台”。
  
  有教育专家表示,大学可以宽进严出,通过“开偏门”,提供更多机会让学生进入校园,但学生能不能成为合格的毕业生,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只有踏实求学,没有“偏路”可寻。
  
  明星光环并非命运“好望角” 社会和偏才皆需“平常心”
  
  对大众来说,偏才学子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媒体的放大。每年的高考季,各路媒体都会报道一批偏才。从2001年的韩寒、蒋昕捷到今年的孙见坤、王云飞,一路“明星制造”。而通过高考、作品出版、作文大赛而骤得大名的偏才,更是不胜枚举。
  
  但发生在浙江师范大学的一个个案,值得深思。一位曾被视为“女韩寒”的女生,早在高二时,其作品就获得多项省级奖项。2002年,被浙江师范大学降150分破格录取进人文学院,学校对她寄予了很高期望,但她进校后表现平平,文学才华也没有显现出来。2006年毕业后,她回到了家乡的县教育局。
  
  而另一些不起眼的学生,反倒“冒”了出来。就在同一个学院,一名正常招录的女学生,在校期间出版了3部小说,毕业后成了一名网络作家。
  
  有专家认为,这两名女生的遭遇,也折射出一个高校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上的重要话题。一方面,“偏才”的选拔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一些在高中阶段表现出来的特长或潜能,有可能因各种因素,在大学甚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显现,一些“偏才”甚至会像“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方仲永那样“泯然众人矣”。另一方面,在自主招生改革的道路上,又要允许这样的“偶发案例”存在。在杜绝招生腐败的前提下,这也是教育改革难以避免的一项探索成本。
  
  “对青少年期间表现出来的特殊才华,社会与学校应注意爱惜和培养,但更需以平常心对待。”山西大学初民学院院长管晓刚呼吁,“孙见坤备受瞩目和目前的学术大环境有关。如果文史哲这些冷门领域多一些温暖,大家可能就不会惊诧于一名高中生在国学领域的素养和潜力了。”他更提醒说,被媒体“炒红”的偏才,对自己更需清醒认识。如何充分利用专长去规划人生、实现大学里真正意义上的飞跃,至关重要,“要知道,人生是一场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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