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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包弼德新作《历史上的理学》出版 崇仁书院2010年推荐  

2010-10-19 10:54: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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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弼德,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查理斯·卡威尔讲座教授,他同时也主持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ese Historical GIS) 以及《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base)等大型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其著作包括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1992,中译本《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并合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2006) 以及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1998)等书。包弼德最近十余年的研究专注于讨论理学的历史角色,以及从地方史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

 

《历史上的理学》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中国历史走向所起的作用。与纯粹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理学以致无暇顾及历史背景的研究比较,此书为读者揭示了理学作为士人的一种选择如何产生并传播开来而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另外,与从社会史或政治史入手,探讨理学如何受历史进程的影响,却对其义理核心存而不论的研究比较,作者对哲学观念进行深入分析的能力,使得他能够说明理学家的社会改革方案为何会呈现如此的面貌,以及方案为何会被广大士人群体所接受。作者的研究成功地表明,缺乏对义理的认真对待,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理学家的政治与社会行为;而缺乏对理学家所生活的社会加以掌握,我们亦无法真正了解历史上的宋明理学之面貌。

 

《历史上的理学》:理学也是一场政治运动
2010-03-29 10:17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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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包弼德新作《历史上的理学》出版 崇仁书院2010年推荐 - 崇仁书院 - 崇仁书院 ChongRen School

  《历史上的理学》,(美)包弼德著,(新加坡)王昌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48.00元。

  维舟

  □自由撰稿人,上海

  中国人在回顾历史时,最喜欢称引大唐盛世,但真正影响后世至为深远的,却是两宋奠定的政治和文化体系———借用严复的名言:“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九可断言也。”而宋朝的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理学。就此而言,对理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说是中国人想认识自身的文化身份时应尽的一种义务。

  不过现代人大多对理学敬而远之。包弼德在本书序言中说,要向美国人解释什么是理学十分困难,实际上即便是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不仅因为它涉及到晦涩古奥的经院哲学,而且我们与传统社会形态早已出现严重断裂———自近代以来,人们常常只是在批判理学的时候才提到它,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将中国面临西方冲击时的失败和社会危机归咎于理学;“道学家”一词更是几乎等同于“假道学”,令人联想到许多负面印象。鉴于理学在中国已被高度污名化,不妨这么说:包弼德作为一个美国学者,或许反倒能更好地摆脱情不自禁的褒扬或谴责,由此更客观地评估理学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追本溯源,理学可说是一种因应于中晚唐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而生的“新传统”。在当时的士人看来,安史之乱后天下礼崩乐坏、藩镇割据、传统儒家思想衰微、百姓生活的痛苦达于极点,正如面对近代危机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一样,每个有良知的士人都在考虑,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应当怎么做才能挽救危亡。在此,一种社会秩序对外在压力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人们身体力行,试图在全面危机之后进行道德和社会重建。

  最初一代理学家几乎总在反思唐朝的失败。他们沉痛地注意到,晚唐士人对国家衰亡全无心肝,他们从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晚唐的社会失范首先是儒家道德的崩塌。由此,宋代士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主动精神,他们不但是文化主体,还寻求成为政治主体,用陆九渊的话来说,“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确信:天下兴亡太重要,以至于不能仅仅交给政治家们去解决,还不如说取决于他们自己如何思考和行动,换句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本书的主旨正是在此:“理学不只是一场哲学运动,它也是一场社会运动。”需要补充的是:理学在发源之初就体现的这种使命感意味着它还是一场政治运动。对理学家来说,哲学理论的辨正(它因为复兴儒学而在西方被称为“新儒学”)是为了正人心,进而匡正并重建遭遇全面危机的社会,再进而致君尧舜,开创一个全新的政治秩序。两宋的理学家在为官时常表现出致力于“泽民事业”的共同政治取向,即是因此。与此同时,从政的理学家也念念不忘回到“内圣”的本源。对他们而言,哲学、社会、政治都是他们密切关心的神圣三位一体,而这三者又是紧密关联的。

  包弼德的可取之处在于,他并不是抽象地、脱离具体历史环境地去看待理学的产生和流变,而是注意到它们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且理学家也决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而是期望能学以致用、并积极参与地方建设的一代知识精英。确实,尤其是南宋以后的理学家,常常资助出版事业、建立祠堂书院、订立乡约、自发组织赈灾,中国的地方志、家谱、宗族组织由此出现极大的发展,可说影响后世极为深远。这也是美国学者中流行的观点,认为两宋之际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即士大夫阶层的心态发生转变,从关心全国性事物转为关心地方利益,并影响地方决策。

  这种趋势乍一看很像是某种程度上的“地方自治”。因为理学运动看起来并不需要国家的支持,像朱熹还强调了皇权之外的另一个权威“道统”的存在,多数受人尊崇的理学家并未入仕,但却凭借自己的学术和社会声望在士人中建立起一个横向的社会网络。此外,他们还强调任何人都可以在政府的教化之外独立自主地实践道德。包弼德在此实际上暗示我们:理学家发起的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自治的,它的成功也不是因为它为国家利益服务,相反只是因为“它为那些有雄心但入仕机会极微且作为地方精英的士人提供了教育、社会联系、自我肯定、地方领导权以及符合道德的方式生活的机会”。并且无论如何,“国家需要依靠理学来运作,而理学则不需要依靠国家”。

  这不免有些过甚其词了。与西方历史上的国家———社会关系不同,中国因为有一个漫长的强国家传统,看起来自治的一些乡村社区、民间社团或士绅阶层,实际上都有着强烈的国家认同。固然南宋之后理学家强调士人应该自发地采取更多行动,但那不是出于对政府干预的限制,恰恰是出于一种协助政治家共同治理地方事务的决心。他们和官僚集团之间如果存在冲突,那通常也只是因为理学家们更倾向于重建理想秩序,而官僚集团更趋保持现状。实际上,如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指出的,“我们绝不能以现代的观点看待理学家的政治活动”,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中,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力量仍是至关重要的事实,正因此,才有那么多理学家对“君”始终抱有幻想。

  历史地看,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理学是当时的中国士人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结合起来,希望身体力行地重建社会和道德秩序的一种努力。他们的观点首先被社会接纳,继而被国家体系所吸纳,而随着相关道德训诫被固定化、制度化,它们也就慢慢变成了被人厌弃的教条,最终成了必欲打倒而后快的旧传统。然而不论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它们造就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心灵。


9月9日下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前主任包弼德(Peter k.Bol)做客清华海外名师讲堂,在主楼接待厅畅谈“历史上的理学”,并在讲座上为其新著的中译本《历史上的理学》出版举行首发式。

  他以娴熟的中文讲述了自己与中国史研究结缘的心路历程,并由此引入对“理学之于中国历史有何种意义”的追问,进而阐明在其代表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与新著《历史上的理学》中力图回应的问题。

  包弼德教授围绕着正统、道统、天理、格物致知、理一分殊等关键词,深入浅出地与现场师生分享了自己对于理学的独特理解。他并不赞同“理学只不过是中华帝国最后一千年历史中维护现有秩序而存在的意识形态”的传统观点,他认为理学是贯穿公元12至17世纪的一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它影响了人们对所处生存环境的理解以及立身处世的评判标准与实践价值取向。作为对中唐以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的回应,理学既来源于地方社会精英群体角色的转变及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家族之间的互动,又反作用于这一变迁的过程。相对于国家制度,理学家通过建设祠堂、出版业、书院、乡约、义仓等,自发性地发展了地方事业。从明初至15世纪,这种理学自发主义虽然逐渐从地方社会消失,但自发主义的社会目标却被一个新的国家体系吸纳。直至16世纪,理学自发主义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得以复兴。包弼德教授通过实地考察与结合大量地方文献的深入分析,力图回到历史场景中寻绎理学兴起的诸多动力与变迁轨迹,其多视角、长时段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随后,包弼德教授简要介绍了他合作主持开发维护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base),以及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ese Historical GIS),并以此展示了宋代进士的地区分布、朱熹的人际关系网络等。

  包弼德教授的精彩演讲博得阵阵掌声。主持人龙登高教授作了简明精要的点评,并提出诸多可后续思考的问题。随后,包弼德教授与150多名同学展开了互动交流。

  包弼德教授系哈佛大学Charles H. Carswell讲座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前主任,2009年被授予Walter Channing Cabot Fellow。其研究领域为7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史、地方发展史等。

 

本书是第一部在公元11世纪至17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详细地阐释理学的萌发、兴盛和没落的著作。作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中国历史走向所起的作用,揭示了理学作为士人的一种选择如何产生并传播开来而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说明了理学家的社会改革方案为何会呈现如此的面貌,以及方案为何会被广大士人群体所接受。作者不仅将理学视为对历史现状的一种回应,更将其视为塑造着中国过去数百年历史的一种“主要角色”。作者的研究成功地表明,缺乏对义理的认真对待,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理学家的政治与社会行为;而缺乏对理学家所生活的社会加以掌握,我们亦无法真正了解历史上的宋明理学之面貌。本书破除了过去许多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那种就思想而研究思想的藩篱,并突破了以往许多中国历史研究者“画时(代)为牢”、仅关注一朝代情况而不顾及前后的局限,堪称一部跨领域、长时段研究的佳作,也是任何一项关于理学、中国精英和前近代中国政权的研究都不能忽视的著作。作者包弼德(Peter K. Bol),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查理斯·卡威尔(Charles H. Carswell)讲座教授,欧美汉学中宋明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最近十余年的研究专注于讨论理学的历史角色,以及从地方史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本书荣获哈佛大学的Walter Channing Cabot Fellow殊荣。本书为《社会经济史译丛》之一。

 

http://book.douban.com/review/3175650/

中国人在回顾历史时,最喜欢称引大唐盛世,但真正影响后世至为深远的,却是两宋奠定的政治和文化体系——借用严复的名言:“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九可断言也。”而宋朝的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理学:一定程度上正是它形塑了此后甚至今天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不过现代人大多对理学敬而远之。包弼德在本书序言中说,要想美国人解释什么是理学十分困难,实际上即便是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不仅因为它涉及到晦涩古奥的经院哲学,而且我们与传统社会形态早已出现严重断裂——自近代以来,人们常常只是在批判理学的时候才提到它,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将中国面临西方冲击时的失败和社会危机归咎于理学;“道学家”一词更是几乎等同于“假道学”,令人联想到许多负面印象。鉴于理学在中国已被高度污名化,包弼德作为一个美国学者,或许反倒能更好地摆脱情不自禁的褒扬或谴责,由此更客观地评估理学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追本溯源,理学可说是一种因应于中晚唐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而生的“新传统”。在当时的士人看来,安史之乱后天下礼崩乐坏、藩镇割据、传统儒家思想衰微、百姓生活的痛苦达于极点,正如面对近代危机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一样,每个有良知的士人都在考虑,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应当怎么做才能挽救危亡。在此,一种社会秩序对外在压力的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人们身体力行,试图在全面危机之后进行道德和社会重建。
  最初一代理学家几乎总在反思唐朝的失败。他们沉痛地注意到,晚唐士人对国家衰亡全无心肝,他们从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晚唐的社会失范首先是儒家道德的崩塌。由此,宋代士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主动精神,他们不但是文化主体,还寻求成为政治主体,用陆九渊的话来说,“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确信:天下兴亡太重要,以至于不能仅仅交给政治家们去解决,它不如说取决于他们自己如何思考和行动,换句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本书的主旨正是在此:“理学不只是一场哲学运动,它也是一场社会运动。”需要补充的是:理学在发源之初就体现的这种使命感意味着它还是一场政治运动。对理学家来说,哲学理论的辨正(它因为复兴儒学而在西方被称为“新儒学”)是为了正人心,进而匡正并重建遭遇全面危机的社会,再进而致君尧舜,开创一个全新的政治秩序。两宋的理学家在为官时常表现出致力于“泽民事业”的共同政治取向,即是因此。与此同时,从政的理学家也念念不忘回到“内圣”的本源。对他们而言,哲学、社会、政治都是他们密切关心的神圣三位一体,而这三者又是紧密关联的。
  包弼德的可取之处在于:他并不是抽象地、脱离具体历史环境地去看待理学的产生和流变,而是注意到它们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且理学家也决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而是期望能学以致用、并积极参与地方建设的一代知识精英。确实,尤其是南宋以后的理学家,常常资助出版事业、建立祠堂书院、订立乡约、自发组织赈灾,中国的地方志、家谱、宗族组织由此出现极大的发展,可说影响后世极为深远。这也是美国学者中流行的观点,认为两宋之际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即士大夫阶层的心态发生转变,从关心全国性事物转为关心地方利益,并影响地方决策。
  这种趋势乍一看很像是某种程度上的“地方自治”。因为理学运动看起来并不需要国家的支持,像朱熹还强调了皇权之外的另一个权威“道统”的存在,多数受人尊崇的理学家并未入仕,但却凭借自己的学术和社会声望在士人中建立起一个横向的社会网络。此外,他们还强调任何人都可以在政府的教化之外独立自主地实践道德。包弼德在此实际上暗示我们:理学家发起的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自治的,它的成功也不是因为它为国家利益服务,相反只是因为“它为那些有雄心但入仕机会极微且作为地方精英的士人提供了教育、社会联系、自我肯定、地方领导权以及符合道德的方式生活的机会”。并且无论如何,“国家需要依靠理学来运作,而理学则不需要依靠国家”。
  这不免有些过甚其词了。与西方历史上的国家-社会关系不同,中国因为有一个漫长的强国家传统,看起来自治的一些乡村社区、民间社团或士绅阶层,实际上都有着强烈的国家认同。固然南宋之后理学家强调士人应该自发地采取更多行动,但那不是出于对政府干预的限制,恰恰是出于一种协助政治家共同治理地方事务的决心。他们和官僚集团之间如果存在冲突,那通常也只是因为理学家们更倾向于重建理想秩序,而官僚集团更趋保持现状。实际上,如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指出的,“我们绝不能以现代的观点看待理学家的政治活动”,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中,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力量仍是至关重要的事实,正因此,才有那么多理学家对“君”始终抱有幻想。
  历史地看,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理学是当时的中国士人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结合起来,希望身体力行地重建社会和道德秩序的一种努力。他们的观点首先被社会接纳,继而被国家体系所吸纳,而随着相关道德训诫被固定化、制度化,它们也就慢慢变成了被人厌弃的教条,最终成了必欲打倒而后快的旧传统。然而不论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它造就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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