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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引用】 钱先生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的编纂经过与内容简介  

2011-04-19 17:37: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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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的41卷本《王阳明全集》[1],在旧本《王文成公全书》(又称《阳明全书》,通行的有隆庆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万有文库》本、《国学基本丛书》本、民国十三年华潜标点本等)38卷的基础上扩充了3卷,即卷32“补录?旧本未刊语录诗文彚辑”、卷40“增补祭文、传记十二篇”、卷41“增补序跋三十七篇”。前者计三万余字,后者有八万多字。原书出版后,被重印多次,成为学术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本子。海内外学术界在对其中的补录部分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和缺憾,并鼓励我们把搜集王阳明散佚文字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原书出版18年来,经过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又新搜集到三十多万字的散佚文字[2]以及近四十万字的附录材料。对这些新发现的散佚文字和附录材料进行编校整理、汇集出版,是学术界多年的期盼。最近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就是这项工程的最新成果。新编本除了对原书作了详细校正外,重点在于增补散佚文字和附录内容。这部分的分量占了新编本的近三分之一,使《王阳明全集》更趋完善,也更便于学界之利用。

所谓散佚文字,就是指《阳明全书》三十八卷本中未见,而记录在阳明著作的其它选编本、单刻本以及墨迹碑刻、手抄孤本、明人著述、地方史志、笔记野史、谱牒家乘等文献中的未刊或已刊的阳明语录、书札、序跋、墓铭、祭文、像赞、公移、制义、诗赋、题辞、批语、楹联等。这些内容,又可大致分为语录、诗文、公移[3]三类。

关于散佚语录,由于钱德洪等人续编《传习录》时,采取的是“择其切于问正者”而“削去芜蔓”[4]的办法,所以未见于《传习录》而散落在其它文献中的语录的数量相当巨大,远不如黎靖纪编纂的《朱子语类》来得“全”。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著名宋明理学专家陈荣捷就已从施邦曜、南大吉、宋仪望、俞嶙、闾东、王贻乐、张问达等编纂的多种阳明文集本中辑出数十条语录。近二十年来,陈来、钱明、杨正显、永冨青地、吴震等人又从曾才汉的《阳明先生遗言录》和《诸儒理学要语》、朱得之的《稽山承语》、董澐的《从吾道人语录》、尤西川的《拟学小记》、周汝登的《王门宗旨》、郜永春等的《皇明三儒言行要录》、刘元卿的《诸儒学案》、过庭训的《圣学嫡派》、刘鳞长的《浙学宗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邹守益的《王阳明先生图谱》、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5],以及王畿、湛若水、薛侃、钱德洪、邹守益、欧阳德、蒋信、李梦阳、罗洪先、徐阶、陈九川、顾应祥、孙应奎、项乔、颜钧、罗汝芳、宋仪望、李腾芳、谈恺、邹德涵、耿定向、倪宗正、章懋、王时槐、焦竑、袁中道、张信民、来知德、董榖、伍袁萃、叶权、蒋一葵、陈弘绪、沈德符、田汝成、江应晓、郑晓、陈龙正、方鹏、陈全之、颜元、魏禧、袁枚、张怡等明清人士的文集、笔记、杂著中,辑出359条阳明语录,超过原书中三卷《语录》(即《传习录》)所录的342条。以上拾遗辑录,虽不免有个别存疑疏误,但要从浩如烟海的明清杂著中采辑散佚的阳明语录,绝非易事,亦绝非个人力量所能及。这方面的工作,今后还需要继续做。

关于散佚诗文,除了已收录进新编本的三百余篇外,我们还从一些明清文人学者的著述中获悉了有关阳明散佚诗文的诸多线索,同时又在“原书”中发现了一些阳明散佚文字的蛛丝马迹,从而为今后继续进行王阳明散佚文字的搜集工作提供了便捷之路径。而这三百余篇收录于新编本的散佚诗文,内容所涉相当广泛,有诗赋、提辞、诗序、题偈、像赞、楹联、书札、序跋、记传、旁释、批文、论说、策问、制义、告文、谱序、墓志铭、祭文、散曲等最后还有十余篇是对原书所收诗文阙漏之文字的增补和存疑。

关于散佚公移,据记载:“德洪昔裒次师文,尝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别录》,为师征濠之功未明于天下也。既后刻《文录》,志在删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6]后钱德洪虽又补录了《三征公移逸稿》四卷,并曰:“是稿皆据案批答,平常说去,殊不经意,而仁爱自足以沦人心髓,思虑自足以彻人机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人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弃之,又奚病于繁耶?”[7]从“志在删繁”到“奚病于繁”,这的确是钱德洪编书原则的一大转变。但《阳明全书》中仅收录公移七卷(其中《别录》三卷,《续编》四卷),说明被钱氏删去的公移远不止三分之一。而从早稻田大学教授永冨青地从嘉靖二十九年闾东序刊的《阳明先生文录》中辑出的几乎是《阳明全书》本两倍的150篇散佚公移分析,亦可看出钱氏“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的说法根本就不符合实事。日本明治时期矶部太良兵卫出版刊行的《阳明先生全书》(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虽曾利用过这150篇未被《阳明全书》收录的公移,然永冨青地不仅对其作了全部点校,而且将其与《全书》本作了详细的校勘比较。[8]为新编本公移部分的增补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散佚的王阳明文字相当之多,所以搜辑考释之事,早在明万历年间就已引起个别人的兴趣。如邹守益的弟子李翊对阳明墨迹逸语曾“重价购之”[9];后徐谓对阳明墨迹尤其是“早年力完之书”也是情有独钟,甚至发出过对阳明一些文字“而今原书中并逸,知所逸者不少矣”[10]的感叹。是故阳明五世孙王眙乐曾提出希望:“虽论诸《全书》,尚多阙略……倘后之人更能采辑而补全之,是又乐之所深望也。”[11]而最初尝试对阳明遗言逸事进行辑录的,是崇祯八年刊行的《阳明先生要书》。该书由陈龙正、叶绍颙纂辑,其附录卷四即为阳明的“遗言逸事”[12],所收录的遗言逸事主要来源于钱德洪、耿定向、黄绾、龙光、雷济和蔡文等人。其中有些内容从今天来看恐怕算不上遗言,但作为王阳明研究的基础性资料,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3]。另据吴震提供的线索:京都大学图书馆贵重室藏有《王阳明遗书》三册四卷,其中卷一、卷二为“阳明先生文录“;卷三为“阳明先生遗言遗事”,由钱德洪、黄绾、耿定向、龙光等人所录;卷四为“阳明先生辨证“,载刊刻阳明著作时诸子所作的序跋等文。该书中的“遗言遗事”与陈龙正本所录的“遗言逸事”出处相同,内容估计相差无几。

到了清末民初,阳明的书札真迹已被世人视如珍宝,争相收藏。然当时人大多“以书势之美为重”,惟马一浮能从中体察到阳明的“忧患之情,静退之操”,并批评“后人徒珍其书法,斯浅矣”!显示出其搜集阳明书札真迹,不“徒以笔势之精为重”,[14]而以理解阳明思想情感为的的收藏志趣。作为书法家的马一浮,能从阳明书札真迹中寻找解读阳明思想之途径,实显出他的真知灼见;但作为学术大师的他,当时并未对散存于各种书札手迹中的阳明佚文引起重视,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而稍早于他的吴昌硕,在搜集阳明手迹时,即已认为阳明的“集外之文,尤可重视”[15]。当今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搜集考释阳明散佚文字的工作,就有人可以说是既重书势之美,又重佚文搜考。如计文渊、杨儒宾等人以阳明书法艺术为重的搜藏爱好,虽未以搜集阳明散佚文字为主业,但却为我们的收集工作提供了极大帮助。事实证明,在现存于世的大量阳明手迹墨宝中,有许多是阳明的遗文遗诗。

受阳明学影响颇深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就重视搜集阳明的散佚文字。佐藤一斋于1830年编撰了《传习录栏外书》,又根据《传习录》诸版本而补充了三轮执斋的《标注传习录》。次年,一斋弟子冢越云又从明清杂著中辑录了《姚江拾遗》[16]。这些著述中所收录的阳明散佚文字,都是从阳明著作的不同版本和明人文集中搜辑出来的,显然要比明清时期困难许多。明治、大正年间刊行的《阳明学》、《王学杂志》[17]、《阳明》[18]等专业刊物,又继承佐藤一斋的事业,在搜集阳明散佚文字方面做了较大努力。如涩沢荣一于1922年6月24日至1923年关东大地震前,在涩沢事务所举办了“阳明全书讲读会”,后连载于《阳明学》杂志上的《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就是该讲读会的具体成果之一。该书可以说是最早考释《阳明全书》的专著,对阳明学在日本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陈荣捷撰写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19],在搜集阳明散佚语录方面所做的贡献,至今仍有极大的影响力。此后,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广岛大学教授吉田公平、北京大学教授陈来、防卫大学校教授水野实、早稻田大学教授永冨青地、余姚阳明印社副社长计文渊、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复旦大学教授吴震、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博士后杨正显、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任文利、余姚文管会研究员叶树望、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慈溪史志办编辑王孙荣等,都对此项工作倾注了大量精力。其中陈来、永冨青地、计文渊、杨正显等人的贡献,尤显突出。

陈来主要是从《阳明先生遗言录》、《稽山承语》、《明儒学案》以及明人文集中辑录阳明语录,数量达二百余条。永冨青地则以“阳明学的著作に关する文献学的研究”为题,申请了2005年度日本科学研究课题,现已陆续发表了数十篇研究报告和论文(部分论文与防卫大学校教授水野实合作),内容涉及对王阳明数十种著作、版本的调查、考辨和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有关王阳明著作的单行本和合集本的最完整详细的“田野调查”,可以说覆盖了国内外各主要图书馆、博物馆和藏书楼,在阳明散佚文字的搜集方面贡献颇著。计文渊自幼酷爱阳明书法,访求墨迹遗踪,足遍四方,积十余年之功,珍藏拓印阳明墨迹碑刻数十件,撰成《王阳明法书集》等论著,其中有三十余篇系原书未刊之诗文。杨正显主要从方志、谱牒等希见文献中搜集阳明散佚诗文,篇目超过半百,数量之多,令人惊讶。

钱明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其本人广泛搜辑考释阳明散佚文字的同时(约占新编本所收语录的近三分之一,诗文杂著的一半以上),通过十余年的努力,把海内外学术界近二十年来的辑佚成果彚集编校,并在原书基础上新收录了一百余篇有关王阳明及其著作的序跋、传记和祭文[20],使新增加的补录、附录之内容超出原书60万字之多。

需要说明的是,对我们搜集王阳明散佚文字有直接促进作用并创造一定条件的,是以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为首的九州学术界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起组织的6次“日中联合王阳明遗迹考察”活动。比如阳明先生遗言录、稽山承语就是福冈女学院大学教授难波征男在首次考察后提供给我们的。惟因当时对此二书的真伪问题尚存疑虑,故而未被收入全集。此外,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王凤贤研究员、吴光研究员与九州大学的荒木见悟教授、福田殖教授、柴田笃教授、福冈教育大学的疋田启佑教授等,也为王阳明散佚文字的搜集提供过帮助和支持。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这些贡献和帮助,才使我们对阳明散佚文字的搜集整理以及最后完成新编本成为可能。借此机会,我们要向所有为搜寻采集阳明散佚文字作过贡献的前辈学者、同仁,以及为这项事业提供过帮助和支持的学术界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为尽可能保持《阳明全书》旧本之原貌及便于学者利用,我们在编校本册时,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阳明全集》初版本即原书之补录卷(即卷三十二)移置本册卷首,为新编本之卷三十九;将原书增补卷(即卷四十、四十一)移置卷后,为新编本之卷五十一、五十二。原书补录的数十篇佚文,错讹较多,此次编校,不仅作了覆校、勘误,而且把其中的《大学古本旁释》单独抽出,重新整理,收入卷四十五。

对于新收入的内容庞杂、体裁各异的散佚文字,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把新搜集到的三百多条语录按所辑文献之先后,分为二卷(即卷四十、四十一);把三百余篇散佚诗文、杂著按照文体和撰写年代(不可考的一律放在每卷之后),分为六卷(即卷四十二至四十七);把永冨青地点校的公移部分按照内容和年代,分为三卷(即卷四十八至五十)。总计新收十一卷三十余万字。其中绝大部分诗文杂著已由搜辑者做了详尽考释,唯因篇幅较大和体例关系,而未被收录于新编本。

由于受当时资料条件和编者学识的限制,原书卷四十、四十一增补的四十七篇传记、祭文、序跋等数据,存有一些疏误、遗漏。此次编校,除了对这部分内容重新校勘外,还增补了一百余篇明、清时期的序跋、传记和祭文,分为二卷(即卷五十三、五十四),以弥补原书之缺憾。

新编本的上编和中编(共四册)由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共同完成;下编(二册)的辑录编校工作由钱明承担,吴光对全部内容进行了覆校审定。限于编校者的学识水平,全书尤其是下篇的编校工作,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祈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 由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整理编校,其中之散佚文字及附录部分由钱明编校。以下简称“原书”。


[2] 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也要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部有关王阳明散佚著作考释方面的著作,其中之内容或许与我们搜集整理的多有重复。由于我们与束的工作都是独立完成的,所以可与束著形成互补关系。


[3] 所谓“公移”,乃旧时行用于不相统属的官署间的公文之总称。王阳明是政治家、军事家,所以留下了大量公移。公移虽对研究王阳明的思想学说无直接帮助,但从中可看出阳明卓越之事功。


[4] 原书,第126页。


[5] 该书由钱德洪编纂、王畿补辑、罗洪先考订,嘉?四十三年由胡松、王健初刻于杭州天真书院。隆庆本所收录的《阳明年谱》三卷,是该本的删改增订本。


[6] 原书,第1074页。


[7] 同上。


[8] 参见永冨青地:《闾东本〈阳明先生文录〉の价值》,《东洋の思想と宗教》1999年第16号。


[9] 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七《王文成墨迹》。


[10] 《徐谓集》卷二十《新建公少年书董子命题其后》;卷二十一《书新建公二序手稿》。


[11] 王眙乐:《文集纪略》,载道光六年丽顺藏板《王阳明先生全集》,又称《王阳明集》,十六卷,清康熙年间初编。“然视原集(指隆庆本),已阙其半。其目分论学书、南赣书、平濠书、思田书、杂著书,迥不及原本之完善也”(《余姚县志》卷十七《艺文上》)。


[12] 收入《几亭全书》卷五十四,《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12册。


[13] 参见水野实、永冨青地:《〈阳明先生要书〉における王守仁の遗言について》,《防卫大学校纪要》第70—74辑,日本防卫大学1998年。


[14] 《马一浮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册,第90、86、87页。


[15] 参见新编本所收《周道通问学书批语》文末吴昌硕按语。


[16] 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由吉木襄编辑、铁华书院刊行的《阳明学》收入该文。


[17] 东正堂编辑,东京明善学社刊行。


[18] 石崎酉之允编辑,大阪阳明学会刊行。


[19] 台湾学生书局1972年版。


[20] 收集过程中曾得到了吴震教授的鼎力襄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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