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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明史研究的大师 崇仁书院2012年敬编  

2012-01-28 10:37: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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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继登(1544-1600),字世用,号云衢,北直隶交河县(今河北交河)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参加纂修《大明会典》,进修撰,直讲经筵。不久,进右中允,充日讲官。再历少詹事兼侍读学士、詹事、礼部右侍郎。万历二十六年(1598),以礼部左侍郎署部事,上疏请罢一切诛求开采害民之矿税,撤回税使,又请明神宗亲临御政、册封皇太子,皆不用其言。为此,余继登郁郁成疾,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卒于官,年五十七,赠太子少保,谥文恪。余继登为人忠诚,遇事不挠。勤奋好学,熟悉朝章典故。有《典故纪闻》、《淡然轩集》。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余继登,字世用,交河人。万历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与修《会典》成,进修撰,直讲经筵。寻进右中允,充日讲官。时讲筵久辍,侍臣无所纳忠。继登与同官冯琦共进《通鉴》讲义,傅以时政缺失。历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充正史副总裁。已,擢詹事,掌翰林院。两宫灾,偕诸讲官引《洪范五行传》切谏。不报。进礼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摄部事。陕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宁钟自鸣,绍兴地涌血。继登于岁终类奏,因请罢一切诛求开采之害民者。时不能用。雷击太庙树,复请帝躬郊祀、庙享,册立元子,停矿税,撤中使。帝优诏报闻而已。 旋擢本部尚书。时将讨播州杨应龙。继登请罢四川矿税,以佐兵食。复上言:“顷者星躔失度,水旱为沴,太白昼见,天不和也。凿山开矿,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闾阎穷困,更加诛求,帑藏空虚,复责珠宝,奸民蚁聚,中使鸱张,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气凝而不散,怨毒结而成形,陵谷变迁,高卑易位,是为阴乘阳、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动君父,言愈数愈厌,故天以非常之变,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为意乎?”帝不省。继登自署部事,请元子册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请,郁郁成疾。每言及,辄流涕曰:“大礼不举,吾礼官死不瞑目!”病满三月,连章乞休,不许。请停俸,亦不许。竟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继登朴直慎密,寡言笑。当大事,言议侃侃。居家廉约。学士曾朝节尝过其里,蓬蒿满径。及病革,视之,拥粗布衾,羊毳覆足而已。幼子应诸生试,夫人请为一言,终不可。

 

谈迁(1593—1657),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祖籍汴梁(今开封),是浙江省枣林大泽乡人。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梅官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杏港西(今海宁马桥)。他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生,号射父,马桥人。生于1594年十月十二日(11月23日),死于1657年十二月十四日(1658年1月14日)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儒生,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脚步的意思。自幼刻苦好学,家贫一生未曾做官,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用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虽然贫寒一生,但却是一个活的很有骨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其是明代典故。他立志撰写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400字,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很快从痛苦中挣脱出来,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逸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400多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书稿即将付印前(清顺治四年1647年 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谈迁重编《国榷》的事迹也被苏教国标版语文第九册(五年级上册)列入课文,作者蒋光宇,题目为《厄运打不垮的信念》。 谈迁一直是靠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着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孙承泽(1593-1676),字耳北,一作耳伯,号北海,又号退谷,一号退谷逸叟、退谷老人、退翁、退道人,山东益都人,世隶顺天府上林苑(今河北大兴)。明末清初政治家、收藏家。明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清顺治元年(1644)被起用,历任吏科给事中、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富收藏,精鉴别书、画。著有《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庚子消夏记》、《九州山水考》、《溯洄集》、《研山斋集》等四十余种,多传于世。卒年八十五。其故宅即今后孙公园25号,寓号“研山堂”,内有“万卷楼”。孙承泽,原籍山东益都,世隶上林苑籍,实际上是个北京人,崇祯四年中了进士,官至刑科都给事中,开始了政治生涯。李自成占领北京,大顺政权中任四川防御使,清顺治元年起供职于清廷。他经历了明、大顺、清,三易其主。在清廷任职十年,频繁调迁,由太常寺历大理寺、吏部、兵部,虽加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使衔,其实并没有得到重用,也未建立大的功勋。凡经起伏,心灰意冷,于顺治十年辞职,结束了他的宦海浮沉。1644年春李自成攻进北京,他在玉凫堂书架后自缢,被人解救后,又同长子跳井,也被救。不久即任大顺政府的防御使,又改任谏议,相当于中央一级的官员。清兵入关,顺治元年他又当上了吏科给事中,后来历任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务。 仕明、投李、降清,他的经历和清初三大文人之一的龚鼎孳一样,都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有的史书把孙承泽列入《贰臣传》,清政府一度也不太相信他们,于是后来孙就“老病告休”近20年。在这段时期的前后,他开始著书立说。他写的书中,《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是两部有名的北京地方史料,人们比较熟悉。此外,他还着手整理前朝史料。现已知道他写过《崇祯事迹》、《四朝人物传》等书。清初爱国史学家谈迁来到北京,一天去拜访曹秋壑太仆,曹给他看了孙承泽写的《崇祯事迹》一书,谈迁在他的《北游录》中写道:“侍郎辑《崇祯事迹》若干卷,不轻示人。”谈迁还常去看望吴伟业太史,他在《北游录》中写道:“太史同年侍郎孙北海(承泽)撰《四朝人物传》,其帙繁,秘甚。太史恳年余,始借若干首,戒勿泄。”这两段话说明孙承泽当时在秘密地从事崇祯年代史料的撰写工作,即使吴伟业这样有名望的人,他也秘而不露。《崇祯事迹》和《四朝人物传》两本书,我们没有看到。但知他写了《思陵勤政记》、《思陵典礼记》两书,已被编入《借月山房汇钞》等丛书。因为他任过给事中,能有机会接近皇帝,确实掌握史料,所以这两书以丰富的资料记载了崇祯朝每年每月的重大活动,也有褒贬。可以看出,他是在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里面蕴藏着一个明遗臣的苦心。孙承泽撰写这些著作时已是晚年了,《天府广记》卷首写明“都门八十岁老人孙承泽纂”。但他注意搜集资料则是很早以前的事。明朝有些图书是宋朝宣和时候的,被金人掳去,后来归元朝。徐达打下北京时,曾经接管了这些图书。李自成兵败离京,孙承泽进宫后,出于对资料的爱护,他首先去寻觅这些书,发现还在,心里很高兴,但不久又都散失了。 由于他平时注意搜集资料,治史态度谨严,他所写的《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两书引用了明朝不少档案材料,详细记载了明朝的中央机构和典章制度。退出政坛的孙承泽,起先居住在京师宣武门外寓所,该处现在仍然有前孙公园、后孙公园胡同之称,清顺治十一年,他在西山樱桃沟筑造别墅,修造“退翁亭”,自号退翁,不问政事,吟诗赏画,以文会友,著书立说,开始了山林隐逸的文人学者生活。 孙承泽在北京有好几个住处,如金鱼池樱桃沟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名胜。但他主要住在前门外臧家桥西,通常叫做“孙公园”。这里藏书很多,建有“万卷楼”,上下共14间,存放他费心收集来的书籍。万卷楼的对面,越过花木扶疏的庭院,有一大厅,即“研山堂”,是孙承泽会客写书的地方。中间有一大戏楼,那是从前他宴客演戏的地方。经过几百年的变迁,现在这些建筑都已变成了居民住宅,面目全非,只有后来改建成为安徽会馆的大戏台至今还存在,现在是北京椿树整流器厂的仓库,楼栏建筑还保存完好,可以看出这是当年富贵人家办堂会的好地方。墙壁上偶尔还能看到明末清初建筑留下的月亮门洞和花墙,这些就是孙公园遗留到现在的痕迹。晚清时期,孙公园分为前孙公园、后孙公园两地。孙公园自孙承泽以后,住过很多名人。康熙年间洪升的《长生殿传奇》写成后,曾在这里举行过盛大的演出,主持演出的是相国、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乾隆三十七年,后来成为大学士的翁方纲曾在这儿住过。道光年间藏书家和篆刻家刘位坦也住在这里。著名的甲戌本脂批《红楼梦》就是刘位坦的藏书,经他的子孙拿到琉璃厂出售流失出去的。刘位坦的曾孙、著名篆刻家刘博琴先生幼年时代就住在这里。孙承泽晚年著述颇多,涉及史学、经学、书画等许多领域、据《大清畿铺书征》所载,已刊或未刊著作有三十余种。其中《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两书有关明代北京的建置、名胜、城池、宫殿、庙宇、衙署以及佚闻异事,并广为学者所推崇。《春明梦余录》为近人史学家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多所引用。而《庚子销夏记》、《闲者轩帖考》、《法书集览》、《砚山斋墨迹集览》都是有关书画方面的著作。

查继佐(1601—1676),本名继佑,因应县试时误写,遂沿用。生当乱世,累更字号:初字三秀,更字支三,又字伊璜、敬修,号与斋,又号左隐、方舟、发标、钓玉、兴斋、晚号东山钓叟。海宁袁花人。幼时家贫多病,好学不倦。明崇祯六年(1633)举人。南明鲁王时,曾任兵部职方主事,积极抗清。参加保卫钱塘江的武装斗争,曾督兵在赭山(海宁西南)打败过清军,又从御史黄宗羲出师渡海,驻扎谭山。明亡后,更名省,字不省,还把“查”字写成“楂”(古代给犯罪的人的名字加偏旁,这是查继佐自比为罪人)。归乡辟敬修堂,聚众讲学,并编撰明史。清康熙二年(1663),因庄廷鑨明史案被牵连入狱,经粤提督吴六奇奏辩得免。出狱后改名左尹,号非人氏,隐居于硖石东山,仍聚徒讲学,人称东山先生或朴园先生。查继佐癖好历史,著作甚丰。明亡后,他花了29年时间,易稿数十次,访问数千人,始完成明史巨著《罪惟录》,记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甚多(后经里人张宗祥校订整理,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班汉史论》、《鲁春秋》、《东山国语》、《国寿录》等均系极有价值的历史著作。精音律,喜弹唱拍曲,家有女乐班,亲自教授,蜚声江南。著有杂剧《续西厢》、《鸣凤度》,传奇《三报恩》、《非非想》等。另著有《敬修堂同学出处偶记》、《东山外记》、《五经说》、《四书说》、《通鉴严》、《知是录》、《兵榷》、《南语》、《北语》、《敬修堂说造》、《敬修堂弟子目录》、《豫游记》、《独指直嗤》、《诗可》、《敬修堂诗集》、《说疑》、《粤游杂咏》等。兼善书画,亦有名于世。 初,吴六奇微时曾行乞盐官,查继佐见其有勇力,迭与痛饮,赠资助归。后吴六奇从军,官至提督,不忘旧恩。查氏蒙难,竭力营救。曾迎查到广东小住,曾助其翻建住宅。吴六奇并访得奇石绉云峰,由海路运来袁花查宅。《聊斋志异》中《大力将军》篇,即记述这段故事。绉云峰为江南三大名石之一,百余年来历经变迁,今屹立于杭州花圃之江南名石园中。 康熙六年(1667年),查继佐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康熙二年,因庄廷鑨之《明史》案被牵连入狱,出狱后改名左尹,号非人,著有《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国寿录》等书,是清初著名史学家。1.查继佐门人沈起所撰《查东山先生年谱》中,对此事叙之甚详,且无所讳言。其曰: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南浔有庄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摘按,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著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余口。” 2. 陈去病《五石脂》载,同时以不列名而获免者,尚有四人。。。陆璘,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伊璜名继佐,海宁举人。。。。庚子书成颁布,三人以不相闻,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具呈学道胡尚衡,辨明其诬。。。。。谓查三人,虽不比之荣之发觉,亦系首事之人,依律颁赏。故之荣荫袭拜他哈哈番,并给朱庄财产十分之一。查、范、陆亦得颁给器用什物。据《费恭庵日记》,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庄家具,约十余舟云。

 

张廷玉(1672年10月29日-1755年5月19日),康熙进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少保衔, 后加太保。雍正八年(1730年),长期和清廷对抗的蒙古准噶尔部煽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雍正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出兵征讨。因战事紧急,军令需要迅速处理和严守秘密,所以,即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嗣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 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廷玉定规制”。按照旨意,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涉及到档案的地方就达多处,如:军机处参予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军机处设《存记簿》,“奉旨存议”事务,一律登记;“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等。这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不仅加强了皇权统治,避免了政出多门以及失、泄密现象的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统一了办文机构,保证了档案的齐全、完整与安全,为利用和编撰方略(志)提供了方便。 张廷玉为人谨小慎微,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故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曾参与编纂《平定朔北方略》《御选咏物诗》《佩文韵府》,并充《明史》《四朝国史》《三朝实录》《大清会典》《治河方略》《皇清文颖》《玉牒会典》总纂官。

 

夏燮(1800-1875),字嗛甫,又字季理,别号江上蹇叟、谢山居士,安徽当涂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教育的熏陶,兄弟之间自相师友,学业日进。他除熟谙经书、音韵学之外,“兼深史学,留意时务”,成为一代史家。曾刊刻《明通鉴》一百卷。为官经历
  夏燮于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中举人,初任青阳县学训导。道光三十年,任直隶临城县学训导,《中西纪事》初稿编次成书。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十月,
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驻扎在祁门。夏燮从浙江返回江西,调入曾国藩幕府。这时,夏燮从事于明史的研究,开始了撰写《明通鉴》的准备工作。接着又做了江西巡抚毓科、沈葆桢的幕撩,处理过长江设关和江西法国教士传教纠纷。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他在《与弘莲详明经论修明通鉴书》中,阐述了修《明通鉴》的目的和凡例。同治四年六月,他又将《中西纪事》增订为24卷,刻印发行。其后在江西历任吉安、永宁、宜黄等县知县。同治十二年,在宜黄县任所刊刻了《明通鉴》一百卷。 夏燮在宜黄县任内,历年亏空,多达几万金。此事被江西藩司刘秉璋查觉,历次交代不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夏燮在贫病忧愤中去世。夏燮死后,官府逼还欠款,其家人只好将夏燮的藏书出售偿债,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刘秉璋曾派人告诉夏家,如果愿将《明通鉴》木版归官书局,可折价一万五千金。由于夏家不肯,于是刘秉璋便报请江西巡抚刘坤一,将夏燮参奏革职、查抄、监追。至光绪七年,欠款尚未还清,其子夏*[上'来'+下'金']也遭受连累。江西巡抚李文敏参奏他“顽抗不缴,实属延玩”。上谕将在外省任职的夏*[上'来'+下'金']暂行革职,由吴元炳委员押解到江西,勒逼追缴。夏燮所刻的书版,被没入江西官库。光绪九、十年间,两江总督左宗棠,鉴于夏燮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奏请朝廷将他列入儒林传。这时刘秉璋已调升浙江巡抚,见到左宗棠的奏稿后,便旧事重提,将夏燮亏欠公款原案同时上奏。并说:“岂有亏空公款数万金,而可称为儒林者?”因而撤销左宗棠原奏。夏燮勤于撰述,著作甚多,他的代表作为《中西纪事》和《明通鉴》。 此外,夏燮的著作,尚有《五服释例》二十卷,《粤氛纪事》二十卷,校勘明《陶安学士集》,吴应箕《楼山堂集》、《国朝汪策算学书》,《校<汉书>八表》等,都刊印发行。没有刻印的有《明史纲目考证》、《明史考异》、《谢山堂文集》等书。 《明通鉴》是夏燮一生精力的结晶。他不满记载颇失其真的官修《明史》,决意从事明史的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参证群书,考其异同”,乃写成此书。全书共一百卷,二百万字,记载明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历史。在《明通鉴》中,夏燮把明代历史分为三个部分来撰写:《明前纪》,起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迄于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用元朝的年号,记叙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参加农民起义军到建立明朝的历史。《明纪》,起自洪武元年,迄于崇祯十七年,记叙朱元璋称帝后到崇祯缢死煤山、清兵入关的历史。《附编》,起子清顺治元年,迄于康熙三年,用清朝的年号,记叙南明政权的历史,特别是抗清斗争的历史。《附编》这种形式,是夏燮在编撰《明通鉴》中的一个独创,是与清政府作合法斗争的产物。因为清统治者害怕激起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对南明的历史讳莫如深,不使编入官修的《明史》,因而这段历史缺乏记载。夏燮找出乾隆《附唐桂两王本末》于《通鉴辑览》后的诏令作护身符,巧妙地将南明历史收入作为《附编》,纳入明史体系,这不仅保存大量南明史料,而且使明史首尾相连,成为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 《明通鉴》一书,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材料丰富,考订详实。夏燮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办法,另撰“考异”,并按照胡三省注《通鉴》的办法,收“考异”分注于正文之下。他在《明通鉴》和“考异”中所引用的资料,有的已经散佚了,但在此书中却保存着,为我们研究明史提供了较多的资料。 《明通鉴》于同洽十二年(公元1873年)刻印于江西宜黄官署。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又由湖北官书局重校刊行。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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