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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春秋》学 崇仁书院2013年夏选编  

2013-05-04 18:14:51|  分类: 古典文献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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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谷梁传》合称 春秋三传

  左丘明像(2)


左丘明是姜子牙的支孙,世代居住在齐国的都城营丘,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一带。为逃避灾难,全家人先到楚国,后又辗转来到鲁国。
左丘明的祖父倚相是楚国左史。公元前506年,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楚国,为保存典籍,倚相带领子孙离开楚国来到鲁国,定居肥城石横衡鱼村。为使子孙后代不忘先人,他把姓氏定为老祖宗封地营丘的“丘”字。倚相把典籍献给了鲁国,以便保存下去。他的儿子亦通晓史事,被任命为鲁国的太史,后来左丘明又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继任鲁国的太史官。左丘明历经30余年写就的《左氏春秋传》,史称《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有着极高成就的文学著作。
左丘明晚年时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辞官回乡,不久就双目失明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来,将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各诸候的要闻和君臣容易得失的话记述下来,汇集成著名的历史名著《国语》。《国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它与《左传》一起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451年前后,左丘明因病去世,并安葬于故乡肥城石横镇衡鱼村。[1]
人物才华
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著《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
人物思想
作者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者在叙述历史事实时,对于那些历史事件是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肯定或批判的态度的。他所肯定的是那些符合于他的儒家的观点的东西。他肯定“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左传》隐公三年)一类的论理道德,他也从那些论理道德的观点出发肯定了“利民”②和“卫社稷”③一类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他批判了那些破坏论理道德的所谓“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左傅》隐公三年)之类的所谓“逆德”,他也批判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败行。这部书在思想上的进步性和局限性都从这些方面表现出来。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
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著《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左丘明病逝,葬于东衡鱼村东北处。647(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俭封左丘明为“先贤”。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为人品格
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现存于孔府档案馆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载:“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已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司徒。”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世人敬仰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左传》是我国最早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书,同时也是一部长于修辞的文学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据徐仲舒先生的意见,《左传》成书之后,即在三晋流传。《汲冢书》有《师春》一卷,与《左传》记卜筮事无一字之异,这就是《左传》在魏国编写或首先在魏国流传的证明。《战国策》载虞卿之言:"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实与《左传》所引《书经》的"居安思危"相同,可见,虞卿所称的《春秋》即《左氏春秋》。虞卿赵国上卿,证明《左传》流行于赵。《韩非子》著作中也有《左传》的内容。
汉代以后,《左传》流传日广。河间献王刘德爱好搜集传播古代文化,还立了《左氏春秋》博士,专门讲授《左传》。《汉书·儒林传》载这一派半官学传授《左传》的情况时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左氏春秋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传》,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尹更始为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琅琊房风。可见《左传》在汉初流传之广,甚至出现了《左传》章句。
《左传》与《春秋》合编,成为儒家的一部经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学派所谓的"文"其实是指"文化",主要是历史经验、政治哲学、以及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一方面,《左传》正是《春秋》的绝好辅助材料。司马迁推寻《春秋》之义以为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之后,孔门弟子要系统地总结孔子遗教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有了《春秋》这样的简明提纲,有了《左传》这样丰富而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它的印证,自然就"深切而著明"了。
《左传》在史料和写作方法上,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不少取材于《左传》。总之,这部搜罗广泛,丰富多采的史学巨著,对后世史学、散文乃至小说、戏剧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贺循将其评价为“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甯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历来研究者常把它和《史记》并称,尊为历史散文之祖,“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左传》尤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这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即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汉书·艺文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将春秋三传的渊源说得很详细。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尚书》和《春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是中国古代有记载的(甲骨文)最早的两部书。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现仅存左丘明编写的《左传》。《春秋》和《左传》是编年体史书。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榖)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公羊春秋》作为家学,最初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人)方与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复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说法不一。但比较起来把定稿人题为作者更合理一些。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先秦至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后世注释《公羊传》的书籍主要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春秋公羊传》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

  公羊传


(一)、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二)、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阐发,《春秋》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世”。即孔子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这种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三世说”的诬妄显而易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辙。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说”在本质的规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环范围内,又存在着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

  公羊传


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
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时的进一步发挥: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
何休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过了所传闻的衰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这样三个阶段。而所以会是三个阶段者,盖由于“礼”是尚三的等等。这是何休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这么多意思。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
《公羊传》的历史思想比《谷梁传》更为丰富,

  公羊学派:梁启超


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其秘密,在于《公羊传》中蕴含着一套独有的政治———历史哲学。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着作不同。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公羊传》包含着一些可供人们发挥的历史思想:
第一,《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经》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则,为战国晚期正在进行的“统一”作舆论的准备。甚至直接成为孔子专为汉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国纲领!
第二,《公羊传》又包含有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推演,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说。更重要的是,其对于三世异辞说的解释包含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242年视为铁板一块、凝固不变,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三,《公羊传》专讲“微言大义”。上述两项都是极重要的“微言大义”,其他明显的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诸如此类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总括来说,《公羊传》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1]
三传今古文之争
三传今古文之争,自汉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结论。四库简目综评,左氏褒贬或有不确之处,但所述事实,都是根据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何能臆断是非,所以,研读春秋,必以左传为根柢。公羊传自子夏公羊寿,经过六传,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经师附益,难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义相传,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与公羊同师,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义,或为公羊所不及。此论可谓公允。
左氏所记的事实,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庄公八年,齐侯在野外看见一头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齐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郑子产讲述禹王之父鲧死后化为黄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祸福之期等。这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确是奇异。所以范宁在他的谷梁传序文里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则其供给学者的见闻愈广,学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为之大开,探索经义自然便利。故以左传为主,兼采公谷二家,实为研读春秋的正途。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的简称,是为《春秋》作注解所著,为儒家经典之一。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

  


内容口头传给谷梁俶(亦名谷梁赤,字元始),谷梁赤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但实际上这部书的口头传说虽然早已有了,但其成书时间是在西汉。
《谷梁传》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用这种方式来注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从战国时期到汉朝演变的重要文献。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
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据后人考证,《谷梁传》书中曾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因此认为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谷梁传


《谷梁传》所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谷梁传》着重宣扬儒家思想,务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谷梁传》是中国汉代经学派的经典之一。该书是研究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读《谷梁传》可以看《十三经注疏》本,汉代何休解诂,唐人徐彦疏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晋人范宁集解、唐人杨士勋疏的《谷梁传注疏》(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或清儒庄存与、刘逢禄孔广森钟文烝侯康等人的相关研究。汉代以后,《公羊》和《谷梁》关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学有过短暂的复苏。但在汉代,二传可都是立为博士官的显学,尤其是《公羊传》,可是用来“《春秋》决狱”的利器,能够流传两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语言上有不可抹煞的价值。尤其是是探讨汉代的学术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了解《谷梁传》。
范宁所做《谷梁传序》,写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讲到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时,讲到“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说得还是比较夸张的,毕竟春秋三传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评价,《公羊》和《谷梁》就截然相反。
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师战于泓,说些什么“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之类的话,最后大败,受伤而亡身。(《左传》)
《公羊传》云:“已陈(列阵),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把这个脑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夸奖了一番,甚至还和传说中的贤君周文王相提并论。
《谷梁传》二十三年与此不同:“兹父之不葬(意为宋襄公死不书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一句话,根本不配当国君,死了就死了。
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中,还曾把三传作比较,说出一番很高明的见解:“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于希通哉!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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