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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安平秋先生谈古籍整理  

2014-02-19 12:47:20|  分类: 古典文献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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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古籍整理是基础性工程、综合性工程
一般说来,古籍整理就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或者影印。与从前 
的私塾教育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基础教育中旧学的部分有所削弱,大部分人对于古代文献接触较少,所以需要对古籍进行新式的标点和校勘以及注释、翻译,既有利于广大读者阅读,也为文史研究提供基本的文献资料。整理古籍的过程,也是对古代文献所反映的思想进行理解和消化的过程。对古籍中一个字、一句话的理解不准确,后续的研究就可能出现偏差。以汉代王充的《论衡》为例,一位前辈学者在其著作中认定《论衡》的某些思想是唯物的、某些思想是唯心的,裘锡圭先生的《读〈论衡〉札记》从文字学角度深入分析相关字、句的意义,得出的一些结论与那位前辈截然相反。学术研究是一个整体,作为基础性研究的古籍整理与对某部作品、某位作家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两个环节,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仅就道德而言,从个人品德到社会公德,以至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古籍里都有所涉及。从这个角度看,古籍整理不仅是一项基础性工程,而且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我们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
从整体上看,建国以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发展是健康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中华书局组织点校出版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清史稿》,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上世纪80年代,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数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组织的“九全一海”,即《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等10部断代诗文总集的整理。这项工程有系统性、有目的性地把历代的主要诗文都涵盖进来,对于研究每个朝代的文化是重要的基础典籍。在普及方面,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了全国高校20个古籍研究所的专家,用近10年时间编写了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精选从先秦到晚清的134部文史名著进行注释、翻译和解题,对普及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这几项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把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要典籍的进一步整理,把标点、校勘、注释做得更准确、更深入,使之成为经典,能够流传后世,多年来很多学者都在为之努力;二是要推动海外汉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我们把很大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近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规划下,古籍出版工作开展得很有章法,取得了突出业绩。全国20多家古籍出版社有个联合体,简称“古联体”,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统筹下承担了主要的古籍出版任务,出版了很多好书。但不容忽视的是,现在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有一股浮躁的作风。有些整理者没有古籍整理的基本功,也没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就开始整理古籍,甚至主持重大项目,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质量一定没有保证。有些重大项目,不经充分的专家评议、论证,就轻易上马,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浪费和荒唐的学术行为。我们讲“学术独立”,就是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作出草率的决策。
海外所藏汉籍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应该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发展
宋元善本古籍的主体部分在中国,但海外所藏汉籍也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像日本收藏的1000部左右宋元版汉籍,有相当一批是孤本;或者是同一种书,日本藏的版本更早;或者是同一版本,日本藏的是全本,而国内只有残本。比如元代彭寅翁刻《史记》,现在世界范围内存9部,大陆和台湾有5部,日本有4部,9部中只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和天理图书馆所藏的两部是全本。再如北宋刻本《史记》世界仅存3部,日本大阪的杏雨书屋藏本与北京国家图书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的藏本不是同一版本。这些有价值的古籍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出去,原本回归已经基本不可能了,但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汉籍的情况,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相关工作,日本宫内厅藏68种宋元版汉籍的影印本即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藏本的影印工作也已经完成,今后逐步扩大日本各藏书机构汉籍影印工作。此外,《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即将出版,也是由我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正在有序进行。
海外汉籍整理并非简单地影印复制,存在着多重困难:首先是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一批既懂古籍又懂外语的专业人才,对海外汉籍进行版本鉴定和影印整理工作,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144种宋元版汉籍中,经我们鉴定、考证后,有4种不是宋元版,而是明版;第二是经费支持,国外有的藏书机构需要支付较高的复制费用;第三是需要与海外各藏书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是著名学者安平秋教授领衔的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海外汉籍学术团队经过15年默默耕耘而完成的规模较大、价值较高的重要研究成果。这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丛书,收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66种,共计170册。2010年全国社科规划办将“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由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担任首席专家。这套“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成为“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的子项目,也是其中最先出版的阶段性成果。

  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千百年来,有相当多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流传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总数不下数千种之多。其中,流传到日本的数量最多,且版本价值最为珍贵。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是日本国天皇的皇家机构,它创建于公元701年(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当时称作“图书寮”,隶属中务省。1884年改称“宫内省图书寮”,1949年更名“宫内厅书陵部”。宫内厅书陵部所收图书,至今历经13个世纪的累积,数量甚夥,而中国古籍占有极为突出的位置。从目前已公开的书目看,所收中国古籍宋刊本75种、元刊本69种、明刊本336种,另有唐写本6种、元钞本5种、明钞本30种。

  日本学者阿部隆一曾做过统计,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宋元版汉籍大约有3000-3500部。据安平秋教授暨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海外汉籍团队的调查,大约有5500-6000部。其中,海外收藏最多的是日本,大约有800-1000部。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元版汉籍有140余种,仅次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位居海外收藏第二,比美国图书馆存藏的总和还要多。宫内厅所藏图书一般不对外开放,日本学者亦少有入宫看书的机会,中国学者对这一部分藏书的了解更少。故宫内厅宋元版汉籍的情况虽有一些目录作简要介绍,但藏书的面目一向少有人知。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向关注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古籍的命运,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要求,“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中央的指示为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深感自己对此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便有了这套丛书的面世。丛书的编纂工作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至今已有15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复制为主,时间从1997年至2005年。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中国方面是北京大学的郝平教授,日本方面是东京经营文化研究所所长长岛要市教授。由于他们的杰出才干得以使这批宋元版古籍全部复制给我们。第二阶段是以研究为主,时间从2000年至今(两个阶段在时间上有所交叠)。这一阶段出力最多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安平秋教授和杨忠教授,他们在组织后期工作的同时审看了各位学者所写的影印说明。

  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努力下,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现藏宋元版汉籍144种已全部复制回国。这套《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从144种宋元版汉籍中精选出66种影印出版。精选的标准是:一是宫内厅藏本为海内外孤本,未见其他藏书机构收藏者,比如南宋刊《尚书正义》单疏本、南宋淳熙刊本《杨氏家藏方》、元刊《村西集》及《西翁近稿》;二是在同书诸多版本中,宫内厅藏本是初刻本或较早版本者,比如北宋刊本《通典》、南宋绍兴十七年刊本《初学记》、南宋初年刊本《三苏文粹》、南宋宝祐刊本《天台先生花果卉木全芳备祖》;三是中国国内(包括大陆和台湾地区)藏本是残本,而宫内厅藏本为足本或较全者,比如南宋刊本《吕氏家塾读诗记》、元刻彭寅翁本《史记》、南宋刊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存前七十卷)、南宋孝宗朝刊本《东坡集》(四十卷,存三十七卷);四是该书学术价值甚高,而海内外至今未有影印或排印本者。影印过程中,保持宫内厅所藏古籍的现状,不做校改、修补和任何加工,包括日本阅读者所加的批校也予保留。

  这套丛书是落实中央指示精神所作努力的重大成果。这批宋元版汉籍的影印出版,不仅对研究中国宋元版古籍有较大的影响,对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史、文化史、文献学史乃至中日文化交流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样大规模复制与影印流落海外的珍贵汉籍,是前所未有的,对以后海外汉籍的复制与影印工作也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会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文献材料,对于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吴国武,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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